第110章万历十五年

    第110章万历十五年
    送走陆小曼后，已是暮色四合，陈华隐独自一人走在回八道湾的路上。
    对于胡适带来的消息，他自然不会觉得恼怒什么的，又或者说，朱希祖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看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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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朱希祖的为人与治学风格，陈华隐前世多少也有些了解。
    这位民国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以一脸浓密的大胡子闻名学界，人送绰号「朱胡子」，是章太炎门下最受器重的弟子之一，少不得也和师父学了一身狂傲的脾气。此君向来以治学严谨着称，对史料的考据近平苛刻。
    像胡适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就很有发言权，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朱希祖这里得到的评价却只有二字——肤浅。
    又或者说这两个字也可以用来评价胡适的一切学术成果，方向是对的，立论也是新的，但就是肤浅，不肯花苦功夫钻研下去。
    而这样的态度放在史学研究上就更要不得，历史学似平是一个门槛极低的学科，但真想要得出些有意义的成果却非以大量文献阅读铺路不可。
    而陈华隐一个靠写了几篇小说和新诗成名的年轻人，之前也从未做过任何和历史学沾边的工作，如今突然半路出家要加入明清史料整理会，确实显得轻率了些。
    既然对此早有认识，陈华隐自然也就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既然他已经选择了北上避开上海的政治漩涡，与其整日陷在无意义的政见之争里，倒不如沉下心来，真正拿出一点能立得住脚的学术成果。
    而历史学，正是他为自己选的突破方向。
    正所谓文史不分家，他前世本就酷爱读史，又很自然地接触到一些更加科学新颖的历史研究成果。况且在陈华隐看来，如何认识历史，正是当代文人思想觉醒与进步的主战场。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对于如何认识历史也同样陷入迷茫之中。有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高喊全盘西化，认为但凡本土的东西都是腐朽落后的：另外一些人则抱残守缺，觉得祖宗之法不可变，视一切新思想为洪水猛兽。
    如此极端的二极体思想，在向来秉承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读史观的陈华隐看来，无疑都是不可取的。
    而他要做的，就是拿出一部作品，不仅仅为了在朱希祖面前证明自己，更多的还是希望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希望给当代人建立一个相对正确的历史观提供范式。
    至于抄什么，他也早就想好了，正是后世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定位的模糊性，哪怕是后世对此也争论不休。
    首先这本书当然是一本严谨的学术着作，可偏偏好像又没那么学术，没有晦涩难懂的术语，没有枯燥冗长的史料堆砌，哪怕是对明史一无所知的普通读者也能轻松读懂。于是这本书又成为了风靡全球的商业畅销书，在东西方都收获了无数读者。
    在后世，这本书在历史爱好者圈子中封神已久，而真正意义上的出圈则要等到《人民的名义》热播，高育良书记要求情人高小凤熟读此书，如此才有资格成为他的灵魂知己。
    高书记真正能代入的大概是这本书中燮理阴阳的申时行。但无论怎么说，都足以证明这本书背后所蕴含的跨越时代的思想性，而这样的思想未必就不是民国人所需要的。
    当下，陈华隐回到八道湾的周氏宅邸，便将自己关在书房里。
    一坐到书桌前，陈华隐就迫不及待地铺开稿纸，提笔写下第一行字：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既然如此，着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着呢？】
    落笔的那一刻，所有的思绪顿时变得无比清晰。
    他要做的，就是以万历十五年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年，做一个历史的切片，放在显微镜下细细剖析。
    这一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农民起义，没有席卷全国的战乱，没有改朝换代的大事，表面上四海升平丶无事可叙，可实际上，这一年发生的种种一切却足以说明，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这个结论听起来石破天惊，可陈华隐并没有用枯燥的论证去说服读者，而是效仿《史
    记》的体例，为六个人物立了传。
    其中万历以天子之尊，张居正以独裁之权，申时行以燮理阴阳之练达，海瑞以原教旨主义之偏执，戚继光以名将之锐利，李贽以哲学家之叛逆，都曾想过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这个国家，给大明王朝在不断衰弱直至灭亡的进程踩下刹车。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这样的结局无疑是引人深思的，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制度，明明看起来也还不错最终却把所有人都困住？最终让哪怕从未接触过明史的人，都能凭着最朴素的直觉，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大明药丸！
    接下来的几天，陈华隐完全沉浸在写作中。他要写的第一个章节，是关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
    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皇帝便是九五之尊，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言出法随丶随心所欲。
    而当大明王朝最终覆灭时，人们很自然地要找一个责任人，而皇帝首当其冲。学术界的争论往往聚焦于：究竟是崇祯丶天启丶万历，还是更早的嘉靖，应该为明朝的灭亡承担更多责任？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陈华隐在这个章节里希望告诉所有人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万历皇帝九岁登基，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前十年励精图治，创造了「万历中兴「的盛世。
    而到了万历十五年，这位二十三岁的皇帝已经登基十五年，也终于熬死了张居正，实现了亲政，却很惊愕的发现自己对很多事情其实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甚至都不需要体现在挽救王朝什么的大事上，他甚至连选自己更喜欢的儿子做太子都做不到。
    「国本之争」持续十五年，三百多名官员被罢免丶发配，表面上文官集团维护了祖制，赢了这场斗争，但他们也失去了一个皇帝。
     万历皇帝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罢工」，前后长达三十年。
    这罢工可是真罢工，和他爷爷的居家办公或者邮件办公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整整三十年里，不上朝，不批奏章，不补官职。
    年轻的万历也曾满怀理想，勤于政事，但当他确信自己的努力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现状时，他选择了消极抵抗。
    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只是这个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更实际的层面上，他不过是一个处置国事的权威性象徵，是这套封建制度所需要的一个吉祥物，一个符号。
    当努力失去了意义，人自然就没了前行的动力。
    陈华隐在书中写道：【皇帝是一国之主，但不是一国之君。他的权力被无数看不见的绳索捆绑，这些绳索由祖制丶礼法丶文官集团和整个社会结构编织而成，最终将他变成一个符号，一个象徵，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写的是三百年前的万历皇帝，可笔锋所及，又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的困局？
    万历十五年的大明是药丸滴，1922年的北洋更是不遑多让。北洋政府看似有着完整的共和制度，可实际上，依旧跳不出封建制度的窠臼。
    所谓缺乏数目字管理，靠道德来治理」的制度性困境不但没在北洋政府这儿得到革新，甚至还有所倒退，在帝国主义的强势入侵与各种思潮的交错影响下，连原有的德治尚且都无法维持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陈华隐几平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足不出户。
    事实上，他在创作」这本书时也难免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比如说后世经典的文官集团阴谋论很大程度就是出于对这本作品的误解，书里确实把文官集团作为阻碍一切改革，封死王朝国运的批判对象，但这种批判更多是指向制度层面而非组织层面的。
    如果说一个具有超高执行力与约束力的文官组织来针对性地与皇权作斗争，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值一辩的。
    整整五天，他写完了《万历十五年》的第一章《万历皇帝》，足足两万多字。
    这日午后，陈华隐将自己的成果仔细端详了一遍，心中也觉得满意。这样的速度比起他写小说确实慢多了，但所获得的成就感却也是前所未有的。
    恰在此时，书房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华隐，你在屋里吗？适之先生来了，说有要事找你。」是周作人的声音。
    陈华隐连忙起身开了门，只见周作人站在门口，身后还跟着胡适，连鲁迅也一同来了，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带着几分好奇。
    胡适一进门就出声取笑道：「在家做得好大事！」
    「适之兄，豫才兄，启明兄，快请进。」陈华隐连忙侧身让三人进屋，笑着道：「实在不好意思，这几日闭关写点东西，怠慢了。」
    「无妨无妨。」胡适摆了摆手，笑着走进书房，目光第一时间就落在了书桌上堆得高高的稿纸上，「不知华隐写的是什么？是新的小说，还是新诗？」
    「别人不知，你适之兄难道也不知道？」陈华隐笑了笑，介绍道：「是一本关于明史的书，名字暂定为《万历十五年》，刚写完第一章。」
    周作人也适时开口道：「是为了过朱希祖那关？只是没想到华隐你动作这么快，可否让我们拜读一下？」
    「当然可以。」陈华隐正想听听这三位的意见，便说道：「还望三位兄长不吝赐教。」
    胡适率先接过了稿纸，他看的速度很快，看完一章稿纸就递给身边的周作人，再依次传到迅哥儿手上。
    胡适边看边点评道：「万历十五年？这是什么年份？你这看起来像是历史细说一类的
    路子？朱先生对这些向来是不大感冒的。」
    陈华隐对此不以为意，只在一旁坐着等子弹再飞一会。
    胡适此时又看了两三页，速度却不由得慢了下来，眉头微蹙道：「华隐，你好大的野心！如果我想得没错，你大概是想以小见大，借这一年中的人物事迹厘清朱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这可不容易。」
    周作人此时手上却已经没有稿件看了，略带不满地催促道：「适之兄，你不妨先看完，再予置评。」
    胡适点点头，一时书房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只有几人翻动稿纸的沙沙声。
    约莫过了二十分钟，所有稿纸最终都已经汇集到迅哥儿手上，周作人此时却忍不住率先打破沉寂：「华隐，你这到底用的是什么历史研究方法，感觉你的视角和关注的问题都与正常的历史研究文章不太一样，但效果却是毋庸置疑的好！」
    「他这哪里还是纯粹的历史学？里面分明有经济学丶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混杂在其中了，但这样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更具有说服力的。」
    胡适则是在一旁啧啧有声，随即很果断地给出判断道：「你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史学写作方式！快给我们说说你是如何想的？」
    「与其说是全新的史学写作方式，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我叫它大历史观。简单
    来说，就是一种从宏观丶长时段视角，去分析历史深层结构的看待历史的方式。」
    在民国文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人面前，陈华隐自然不会藏私，将其中精妙处娓娓道来：「我认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总是把关注点放在帝王将相的个人品德或权谋上，这些人固然在影响着历史，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被历史推进着前进。就好比我们研究一条河流，我们就应该研究它的水文地理和底层河床结构，而不是水面上几朵蹦躂的浪花。」
    此时，从进屋起就一直没出声的鲁迅先生突然向前一步，激动地扯住陈华隐的袖子：「华隐，所以你后面的内容要写什么？你还选择了另外几个人对不对？里面肯定有张居正，或许有申时行，还有谁？他们也都试图挽救明朝，但最终却都不能成事。」
    「所以你真正想说的，国家如今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人的善恶，而在于制度出了问题！！」
    「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鲁迅先生的思维跳跃极快，跨度极大，一连串的问题最终将屋内几人都带入了迷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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