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50 章：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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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北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电台和报纸传遍全国的时候，香港这边是第二天才从《大公报》上看到的。顾长根那天早上在太平山顶的庄园里吃早饭，白玲把报纸摊在桌上，指着第一版右下角的那篇公报，念了一遍。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顾长根放下筷子，把报纸拿过去看了两遍。公报里还提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些话，措辞不重，但意思很清楚。他把报纸折好，放在桌上，没有多说什么。
    白玲看着他：“你是不是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顾长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平静地开了口：“我在内地待了那么多年，知道那边早晚得走这条路。但真看到了，还是不一样。”
    他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维多利亚港，停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白玲，咱们囤的那些设备，该动起来了。不过不是现在。公报刚出来，各地怎么执行、什么政策、什么口径，都还没定。头一批进去的人不能急，得等具体的招商政策落地。你先把保税仓里的东西再盘一遍，按行业分类，把轻工业的设备挑出来，随时准备装车。”
    白玲把话记下来。
    等到了1979年春天，广东那边果然有了动作。先是省里开了会，传达了上面的精神，说要搞出口加工区。接着深圳这边开始筹建，罗湖桥那边的口岸也扩了，洽谈棚子搭起来，香港这边的商人闻风而动，一窝蜂地往深圳跑。
    罗勇的电报就是这个时候到的香港。电报只有一句话：广东这边要划一块地方出来，给香港的商人进来办厂。你那些设备，该动了。
    顾长根把电报看了两遍，压在桌上，把白玲、高晋、李敏叫到了书房。
    “罗勇那边递话了，广东要划一块地方出来，给香港商人办厂。头一批进去的人，条件最好谈。我们备了这么久的设备，等的就是今天。但进去不能一窝蜂，得有个章法。”
    桌上铺着一张广东地图，深圳那个位置被顾长根用红笔圈了个圈。地图旁边摆着一摞文件，是白玲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的政策信息。
    “先带什么进去？”
    “轻工业先走。纺织机械、服装加工设备、电子元器件生产线、玩具模具。这些东西内地最缺，上手最快，见效也最快。重工业的机床和化工装置往后放，等头一批厂子跑起来了，再往里运。”
    高晋在旁边问了一句：“钱怎么带？设备怎么过关？人怎么进去？”
    顾长根把一摞文件推到高晋面前：“设备从保税仓走，以‘来料加工’的名义报关。人在香港这边招一部分老师傅，过去带徒弟。钱走香港的银行，换成外汇券带进去。先把架子搭起来，后面的事后面再说。”
    李敏从安保的角度提了一个问题：“带多少人进去？”
    “头一批不带多。我、白玲、高晋，加上十几个老师傅和二十个安保。后面等厂子铺开了，再分批增人。”
    第二天一早，顾长根带着白玲和高晋过了罗湖桥。
    桥这边的深圳，跟桥那边的香港完全是两个世界。没有高楼，没有柏油路，到处是农田和鱼塘，唯一像样的建筑是几排灰扑扑的旧厂房和仓库。但顾长根在口岸看到了一样东西——临时搭起来的洽谈棚子里，挤满了从香港过来的商人，每个人手里都攥着合同草案，等着跟内地的人谈条件。棚子外面停着一排排货车，有的车厢上还印着香港公司的名字。
    高晋看着那场面，低声说了一句：“来晚了？”
    顾长根摇了摇头：“不晚。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进来的人都在抢着办小厂，几十个人的那种，缝纫机一摆就开工。我们带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
    顾长根没有去找那些挤破头的部门。他让高晋先去打听了一圈，摸清楚了当时深圳这边管招商的几个口子：一个是市里的工业办公室，管工业项目审批；一个是外经办公室，管外资和进出口；还有一个是口岸办公室，管设备过关和人员进出。三个口子各管一摊，互相之间还得协调。
    高晋跑了两天，回来说：“工业办那边排队的人最多，全是香港来的小老板，拿着几万港币想开服装厂。外经办稍微好一点，但也要排队。口岸办那边最麻烦，设备过关得一个一个查验，慢得要死。”
    顾长根想了想：“不去工业办排队。直接找外经办。我们带的是成套设备，不是小打小闹，外经办的人会重视。另外，让罗勇那边打个招呼，递个话。”
    罗勇那边很快回了话，说外经办的负责人姓陈，让顾长根直接去找他。
    陈负责人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桌上堆满了文件。顾长根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跟一个香港商人谈条件，那商人想办一个塑料花厂，陈负责人翻来覆去地问了几个问题，最后把申请材料退回去了，说“设备太旧，产值太低，不批”。
    那商人灰溜溜地走了之后，顾长根把一份清单放在陈负责人桌上：“陈同志，我不办小厂。我带进来的是成套的设备，能直接开生产线的。纺织、电子、玩具、服装，每一样都是整条线，不是几台旧机器。”
    陈负责人翻了翻清单，眉头松了一下，但随即又皱了起来：“顾先生，你的东西是好东西，但土地和厂房得你们自己解决。我们这边人手不够，帮不了你太多。”
    “土地我自己找。厂房我自己建。你只需要给我一个政策口径——进来之后，税怎么算，设备进口免不免税，产品出口走什么手续，工人怎么招。”
    陈负责人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刚印出来的文件，推到顾长根面前：“设备进口免税。企业所得税百分之十五，前两年免征，第三年开始减半征收。产品全部外销，不走内地市场。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这四种方式都行，你们自己选。工人你们自己招，工资你们自己定，但最低不能低于内地国营厂的标准。”
    顾长根把文件看了一遍，跟白玲对了一个眼神。白玲点了点头。
    “行。我选来料加工。设备我出，原料我进，产品我销。内地这边出地出人。加工费按件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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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负责人点了点头：“可以。但有一件事得说清楚——来料加工的原料和设备进来，得在海关登记。产品出去的时候，海关要核销。中间不能有差错。”
    “这个没问题。我这边有专门的报关人员，专门盯这件事。”
    从外经办出来，顾长根对高晋说了一句：“土地不找政府，找村里。村里的地便宜，手续快，只要给村里人安排工作，什么都好谈。”
    高晋在宝安县转了两天。那时候的宝安还没改名叫深圳，县城就几条街，周围全是农村。高晋看了几个地方，最后选定了靠海边的一片荒地。那地方离口岸不远，有河有路，虽然全是泥巴和杂草，但推平了就能建厂。
    高晋找到当地的村子，村干部姓刘，五十多岁，抽着旱烟，听高晋把来意说完，沉默了半天。
    “你们要租地？”
    “租。三十年。租金一年一付。建起来的厂子，优先招你们村里人做工。男的可以干搬运，女的可以上流水线。工资比你们种地高好几倍。”
    刘干部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地是村里的命根子。租给你们建厂，村里人以后吃什么？”
    “厂子建起来，村里人就有了工作。每个月拿工资，比种地强。另外，厂区外面的路我们修，电我们拉，水我们通。村里人以后出门就是柏油路，晚上有路灯。”
    刘干部又沉默了半晌，最后说了一句：“我跟村里人商量商量。”
    商量了三天，村里开了两次会。有的村民愿意，有的不愿意，吵得不可开交。高晋没有催，等了三天，刘干部来找他，说村里同意了，但条件得加一条——厂子的食堂和宿舍优先用村里人承包。
    高晋给顾长根打了电话。顾长根在电话里听完，平静地开了口：“答应他。食堂和宿舍的承包权给村里，我们只管生产和出口。村里人有了工作，有了承包收入，就不会闹事。”
    地谈下来了。顾长根让高晋从香港调了一个工程队过来，先修路，再拉电，最后推平土地建厂房。厂房用的是香港运过来的预制钢架结构，搭起来快，两个月就立起了三栋。
    白玲从保税仓调了第一批设备过来。纺织机械和服装加工设备先到了，装了四十多辆卡车，从香港过口岸，一路颠簸到工地。设备卸下来的时候，村里人围了一圈看热闹——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新的机器，有的上面还贴着德语和英语的标签。有个老太太伸手摸了摸织布机的铁壳子，回头跟旁边的人说：“这东西比我们村的牛还壮。”
    白玲从香港带了十几个老师傅过来，又从村里招了第一批工人。工人大部分是年轻姑娘，刚从田里洗脚上来的，连机器开关都不敢碰。老师傅手把手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
    头一个星期，废品堆了一屋子。织出来的布有跳线的，有密不匀的，有边不齐的。缝纫机踩出来的线歪歪扭扭，拆了缝缝了拆，一件衣服返工好几遍。老师傅急得直跺脚，有个姑娘急哭了，说自己笨，学不会。
    白玲把那个姑娘叫到一边，没骂她，只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阿芳。”
    “阿芳，你家里几口人？”
    “六口。爸妈种地，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你想不想让你弟弟以后不用种地？”
    阿芳点了点头。
    “那你就好好学。学会了，你一个月拿的工资比你爸种一年地还多。到时候你弟弟上学的钱就不用愁了。”
    阿芳擦了擦眼泪，回去接着练。一个月后，她的成品率从三成提到了七成。
    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白玲把成品率统计表贴在车间墙上，每天更新。工人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自己的成品率，高的高兴，低的着急。到了第二个月底，大部分工人的成品率都超过了八成。
    第一批成品出来的时候，白玲从香港请了一个质检员过来。质检员查了三天，最后在报告上写了一行字：符合香港市场标准。
    顾长根把报告看了两遍，让白玲立刻联系香港的贸易行。产品全部外销，不走内地市场——这是进来之前就说好的规矩。第一批服装和电子元器件装车过口岸的时候，村里人站在路边看，有人问了一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做的？”
    高晋笑着开了口：“你们做的。以后还有更多。”
    厂子跑顺了之后，顾长根没有停下来。他把保税仓里的玩具模具和注塑设备也运了进来，在旁边又建了一个玩具厂。又过了一个月，电子元器件生产线也装好了，开始生产简单的电阻和电容。
    三个厂子并排立在那片荒地上，烟囱冒着烟，门口挂着厂牌。厂牌上写着“三来一补”四个字，旁边是厂名：三保轻工制品厂。
    到了1979年秋天，三个厂子加起来有了八百多个工人。村里能干活的人全进了厂，连附近几个村的人都跑过来问招不招人。高晋从香港又招了一批老师傅过来，把流水线扩了两倍。
    产品从服装到玩具到电子元器件，全部装车过口岸，运到香港再转口到东南亚和欧美。第一批货到欧洲的时候，客户打开箱子看了看，回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质量比预期的好，明年订单翻倍。”
    村里人有了工作，路修通了，电也通了。晚上厂区门口的路灯亮起来的时候，刘干部蹲在路灯底下抽旱烟，抽完一袋跟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这地方以前天黑连鬼都不来。现在倒好，比县城还亮。”
    顾长根站在厂区门口，看着卡车一辆一辆往外开，对白玲说了一句：“深圳这边算是站住了。但这才刚开始。三个厂不够，得扩到十个、二十个。你回去跟李敏说一声，让她从安保公司再调一批人过来，专门管厂区的安全和海关报关。高晋留在这边盯着扩建，你跟我回香港，准备下一步。”
    白玲问：“下一步去哪？”
    “广州。广州是老工业城市，底子厚，但设备旧。我们不建新厂，找旧厂合资。他们出地出人，我们出设备出技术。产品出口，利润分账。广州那边有现成的厂房和工人，比在荒地上从头建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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