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0 章戏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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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六日，升龙城。
    《血战台儿庄》公映第二天。
    全城的电影院从早上六点开始排片，一场接一场，中间只留一刻钟清场。
    票是三十南华元一张——够买五斤大米，或者两碗全家福的螺蛳粉。
    不便宜，但没有人嫌贵。
    还剑湖西边的巷子里，阮记凉茶铺的老板阮伯把收音机搬到门口，音量拧到最大。
    电台里正在播报昨天的票房：“全国观影人次突破三百万，创南华电影史单日最高纪录。”
    阮伯听完，回头对正在喝凉茶的阿强说了一句：“一天三百万人次观看哦，了不得。”
    阿强在升龙港扛货的码头工人，他端起凉茶碗灌了一大口，被苦得皱眉头：“三百万，一张票三十块，那是多少钱？”
    旁边的老周接话了。
    老周是巷尾剃头铺的，读过几年书，算账比他们快：“一天九千万。”
    凉茶铺瞬间安静了。
    “乖乖，九千万！”
    这个数字超出了这条巷子里所有人的想象。
    阿强放下茶碗，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昨天我去看了。”
    阮伯扭过头：“你？你舍得？”
    “我老婆拉着去的。她说报纸上天天登，不去看一趟心里不踏实。”
    阿强盯着碗底剩下的凉茶渣子，“看完了，我一宿没睡着。”
    “拍的什么？”
    阿强没立刻回答，他把茶碗转了两圈，才开口：“拍的人啊。”
    巷子里的风穿过骑楼，带进来一阵炸春卷的油香。
    阿强又开口了：“还有拍的公道，电影没有把德公拍的像某些人口中那样，拍成了神仙。
    电报是他发的，命令是他下的，但前线的仗仗的不是他拼命打的。
    是池峰城，是王铭章，是那些抱着炸药包往坦克底下钻的人，名字都没有的人。”
    老周摘下老花镜，拿衣角擦着镜片：“报纸上也是这么说的。说这片子没吹捧德公，有一说一。
    台儿庄是他指挥的，这个谁也抹不掉。但电影里最出彩的不是他，是那些兵。”
    “有一个镜头，一个收尸的老兵，蹲在一个小兵尸体旁边。小兵胸口被打穿了，那个小兵，看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
    阮伯把炉子上的凉茶壶拎起来，给阿强又倒了一碗：“这碗不收钱。”
    阿强没推辞，端起来又灌了一口。
    二十四味的苦从舌尖一直漫到喉咙里，昨天电影里那个小兵的脸又浮上来。
    眼睛合上了，嘴角还微微翘着，像在做梦。
    他放下碗：“这片子拍得很公道，德公的功劳是德公的，士兵的命是士兵的。没有谁替谁，都在这片子里了。”
    老周把眼镜重新戴上，慢慢点了点头：“能做到这一条，不容易。换成别人拍自己父亲的仗，早拍成神仙下凡了。”
    阮伯拎着茶壶站在炉子旁边，忽然说了一句：“德公这个人，我见过。”
    阿强和老周同时抬起头。
    “民国三十八年，他从海防港上岸的时候。
    我在码头挑凉茶担子，他下船，从我担子旁边走过去。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一群人，我卖力吆喝这，但没人喝我的凉茶。”
    阮伯的声音平平的，仿佛没有情感一样：“但他在码头跟那些从桂省坐船来的难民说话。
    问他们船上有没有人生病，问粮食够不够吃，我在旁边都听见了。”
    他把茶壶放回炉子上：“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跟别的长官不一样。”
    阿强和老周都默默的喝着茶，听阮公讲着过往的事情。
    巷子外面的还剑湖上，有人划着小船在卖荷花。
    粉色的花瓣在午后的阳光里亮得晃眼。
    八月十七日，香江。
    《血战台儿庄》在香江首映。
    引进这部片子的人姓邵，行里人称“邵老六”。
    他和他三哥在战前就在南洋一带经营戏院，日本人打过来时关了门，战后重新开张，专做发行和院线生意。
    去年他们在星洲听说南华在拍这部片子，邵老六当即拍了板——这片子，一定要拿到香江来放。
    到香江放，是有风险的。
    香江是英国人的地方，南华去年还在马六甲跟英国人掰手腕呢。
    首映放在弥敦道上的金声戏院。
    一千二百个座位，票提前三天就卖光了。
    开场前一个小时，戏院门口已经挤满了人。有穿唐装的老先生，有穿西装的洋行职员，有穿校服的学生，有挽着菜篮子的家庭主妇。
    几个从北角过来的上海裁缝站在人群里，用上海话讨论着今天的片子。
    “台儿庄，李长官指挥的，侬晓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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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能勿晓得！阿拉阿哥就在第五战区。”
    旁边一个卖报的报童举着《星岛日报》号外，头版印着电影海报——“血战台儿庄，今日公映”。
    戏院里灯暗下去时，嘈杂的人声像被一刀切断了。
    银幕上，蒸汽机车的白烟涌出来，弥漫了整个画面。
    德公走下火车，一个头上缠绷带的伤兵挣扎着想站起来，他按住了伤兵的肩膀。“坐着说。”
    黑暗中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
    不是因为这个镜头有多震撼，是因为他们见过这样的长官。
    或者听说过，从粤省来香江的人，很多人心里都存着几个名字。
    德公是其中一个。
    影片放到临沂。
    张自忠的部队在雪地里急行军，庞炳勋在阵地上拿着电话喊“张军长你到哪了”。
    援军从山坡上冲下来时，戏院里有人鼓掌。
    不是那种礼貌性的鼓掌，是真的在拍手。
    放完之后又觉得不好意思，手悬在半空，慢慢放下了。
    放到敢死队摔碗那一段时，戏院里安静得只剩下银幕上的碗碎声。
    几十块银元滚过青石板，叮叮当当，没有人弯腰去捡。
    香江的观众见过钱，这条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都在为钱奔命，但他们也见过不为钱的人。
    在银幕上，在记忆里，在他们离开内地时回头看见的最后一眼里。
    片尾名单升起来时，戏院里没有一个人动。
    三千七百二十一个名字，一个接一个，无声地、缓慢地升过银幕。
    有些名字是完整的，有些只有一个姓，有些连姓都没有，只写着“无名氏”。
    名单升了很久。
    灯亮了。没有人站起来。过了很久，后排有人鼓了掌。
    然后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掌声不响，但持续了很久。
    不是喝彩，是一种回应——你们拍了，我们看见了。
    散场后，金声戏院门口的人群迟迟不散。
    几个上海裁缝站在骑楼下面，谁也没说话。
    刚才鼓掌的那个人掏出手帕擦眼镜，擦了又擦，镜片上明明没有雾。
    报童还在吆喝，这回卖的是晚报，头版登着《血战台儿庄》的影评。
    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买了一份，站在路灯底下看。
    影评的标题是——“十七年了。”
    他看完这三个字，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慢慢走进弥敦道的人流里。
    霓虹灯亮起来了。
    香江的夜照常开始。但这一夜，很多人心里多了一样东西。
    说不清是什么，但知道它在那里。
    第二天，《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都发了影评。
    其中一篇写道：“南华国拍了一部我们该拍的片子。他们替我们记得，替我们说了。说给谁听？说给活着的人听。说给死去的人听。说给以后的人听。”
    另一篇写得更短：“看完出来，站在弥敦道上看了一眼天。台儿庄的天，和这里的天，是同一片天吗？”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但买票的队伍从金声戏院排到了佐敦道，加场，再加场。一天三场，四场，五场。
    邵老六站在戏院二楼的窗口，看着楼下排队的人，对身边的经理说了一句：
    “去把利舞台也腾出来。这片子，一个金声不够放。”
    香江不大，但那一仗，有人替他们记着。
    记在南华的胶片上，放在香江的银幕上，映在几百万人的眼睛里。
    升龙城，凉茶铺，阿强又来了。
    今晚不是他一个人，他带着儿子来的。
    儿子十五岁，念中学二年级。
    阿强把儿子按在竹椅上，对阮伯说：“阮伯，给他也来一碗。不放糖。”
    儿子皱着脸喝完了一碗二十四味，苦得直吐舌头。
    阿强严肃道：“记住这个苦。明天带你去看电影。看完了，你就知道这碗凉茶不算苦。”
    儿子仰头看他：“什么电影？”
    “《血战台儿庄》。”
    儿子没听懂，但阮伯听懂了。
    他把茶壶放回炉子上，添了一勺炭。
    炉火映在他脸上，一明一暗。
    三十块一张票，一天三百万人次。
    有人愿意花这个钱，有人愿意排这个队。
    不是为了看热闹，是为了记住，记住那些写在名单上的名字，记住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人，记住那片麦田下埋着的子弹。
    记住这碗凉茶的苦，记住那一仗是谁打的，记住拍那一仗的人是谁，记住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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