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县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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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是从陈文远嘴里传出去的。不是他故意传的，是有人问，他答了。县学里的秀才们听说张不言在流民营里开课，教一群孩子什么“数学”“逻辑”“自然”，一个个先是嗤之以鼻，然后好奇心起，然后变成了不服。一个连功名都没有的人，凭什么教这些？一个靠一首诗就被捧成“文曲星”的人，凭什么在青石县开宗立派？他们读了二十年圣贤书，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八股文写得花团锦簇，到头来还不如一个送快递的？不服，找上门去，辩一辩，让这个“文曲星”现出原形。
    来的第一个人姓孙，叫孙文昭，是孙家的远房亲戚。这人三十出头，在县学里待了十几年，秀才功名，考举人考了三次都没中，但架子很大，走路昂着头，看人用鼻孔。他带着两个同窗，穿着崭新的蓝衫，摇着折扇，大摇大摆地走进玄坛巷，推开院门，站在槐树下，环顾四周，目光里满是不屑。
    “张县丞在吗？”孙文昭的声音很大，故意让全院的人都听到。
    张不言从书房里出来，站在廊下，看着这三个人。他不认识孙文昭，但看打扮和神态，知道是县学里的。他拱了拱手：“在下张不言，三位是？”
    “县学孙文昭。”折扇一收，在掌心拍了一下，“久仰张县丞大名，特来请教。”
    请教。这个词用在这里，不是真的请教，是挑战。张不言听出了话里的意思，但没有点破。他笑了笑，走下台阶，在槐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指了指对面的几个石墩：“三位请坐。请教不敢当，有什么问题，一起探讨。”
    孙文昭没有坐。他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看着张不言，折扇在手里转了两圈，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背书：“张县丞，在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第一，《论语》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请问‘时’字作何解？是‘时常’还是‘适时’？第二，《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请问‘穷’‘达’二字，是就地位言，还是就心境言？第三，《大学》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请问‘正心’何以在‘修身’之先？”
    三个问题，一气呵成，不带喘气。显然是有备而来，准备给张不言一个下马威。孙文昭问完，嘴角微微上扬，等着看张不言出丑。
    张不言看着他，沉默了三息。他不是在想答案，是在想怎么回答。这三个问题，如果按经学来答，他答不上来。他连《论语》都读不顺，更别说辨析“时”字的微言大义了。但他可以不按经学来答。
    “孙秀才，”张不言开口了，语气很平，“你问的三个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
    孙文昭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正准备说点什么，张不言继续说：“但我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三位。”
    “哦？张县丞请讲。”
    张不言站起来，走到孩子们平时上课用的木板前，拿起木炭，在上面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所有人都会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会死。”第二句：“所有人都会死。孔子会死。所以，孔子是人。”
    他写完，转过身，看着孙文昭：“孙秀才，请问，这两句话，哪一句是对的？”
    孙文昭愣住了。他盯着木板上的字，眉头皱了起来。第一句，没问题。所有人都会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会死。天经地义。第二句，所有人都会死，孔子会死，所以孔子是人。好像也对？不对，好像哪里不对。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的脑子在转，但转不出结果。
    旁边两个同窗也凑过来看，一个皱着眉，一个咬着嘴唇，都是想说什么又说不出的表情。他们在县学里读了十几年的书，背了无数的经史子集，写了无数的八股文，但从没有人教过他们这种问题。这不是经义，不是考据，不是辞章，这是——什么？
    张不言替他们回答了：“第一句对，第二句不对。所有人都会死，孔子会死，但孔子不一定非要是人。他也可以是神仙，是妖怪，是你们没见过的任何东西。前提错了，结论就不一定成立。这叫逻辑。”
    他转过身，又在木板上写了一道题：“一个农夫带着一只狼、一只羊和一筐白菜过河。船很小，每次只能带一样东西。农夫不在的时候，狼会吃羊，羊会吃白菜。请问，农夫怎样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安全地运过河？”
    孙文昭看着这道题，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在脑子里模拟过河的步骤——先带羊过去，回来，带狼过去，把羊带回来，带白菜过去，回来，带羊过去。行得通。他抬起头，正要说出答案，张不言又开口了。
    “孙秀才，这道题不急。我还有一道。”
    他在木板上画了一个表格，横三行竖三列，九个格子。然后在格子里填了几个数字，留下几个空格。“每一行、每一列、每一条对角线上的三个数字加起来，都要等于十五。请填空。”
    孙文昭看着那个表格，额头上渗出了汗。数字，又是数字。他读的是圣贤书，学的是经世济民，算数？那是商贾小贩才做的事，是账房先生才学的本事，他一个秀才，不屑于学，也不会。
    张不言看着他，目光平静。他没有嘲笑，没有得意，只是说：“孙秀才，你问我的三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我问你的三个问题，你也答不上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你学的是经义，我教的是逻辑、数学、自然。没有谁高谁低，只是东西不一样。”
    孙文昭的脸涨得通红，想反驳，但张了张嘴，发现没什么可反驳的。张不言确实答不上他的问题，但他也答不上张不言的问题。公平。他咬了咬牙，折扇在手里捏得咯吱响，最后说了一句“告辞”，转身走了。两个同窗跟在后面，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木板上的那些题目，眼神里有困惑，也有不甘。
    他们走了，但消息传出去了。县学的秀才们听说孙文昭在张不言那里吃了瘪，更不服了。一个接一个地来，有的单独来，有的结伴来，有的客客气气，有的趾高气昂。张不言来者不拒，谁来都一样——不辩经义，不考据典，不做诗，不作文。他只出题，逻辑题、数学题、推理题。题目不难，但需要动脑子，需要换一种思考方式。那些习惯了“子曰诗云”的秀才们，面对这些题目，大多抓耳挠腮，答不上来。
    有的不服气，说“这些不是学问”。张不言说：“什么是学问？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学问。你说你读了二十年的圣贤书，那我问你，青石县的渠为什么挖不通？流民为什么安置不好？土匪为什么剿不灭？你说不出办法，你的学问有什么用？”对方哑口无言，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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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虚心求教，说“张先生，这些题目，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张不言说：“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前人想出来的。我只是学了一点皮毛。”他说的是实话，但这些秀才不信。在他们看来，能想出这些题目的人，一定是天才。张不言不解释，也没法解释。
    陈文远每次都站在旁边，看着张不言跟秀才们过招，眼里满是崇拜。他不是崇拜张不言的学问——他知道张不言的经义水平连县学的蒙童都不如，他崇拜的是张不言的脑子。这个人总能用一种他们想不到的方式，把问题翻过来、倒过去、拆开了、揉碎了，然后轻描淡写地扔回去。他不跟你辩，不跟你吵，不出恶言，不伤和气，只是出一道题，让你自己想。你想通了，自然就服了；你想不通，回去接着想，想通了再来。
    有一天傍晚，秀才们走了之后，陈文远忍不住问：“先生，您那些题目，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
    张不言从书箱里翻出《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翻到数学分册的逻辑推理部分，给他看。陈文远接过书，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题目和答案，手开始发抖。他不认识简体字，但数字他认识，图形他认识，那些“如果……那么……”“因为……所以……”的句式他也能猜出大概。他翻了几页，抬起头，看着张不言，眼眶红了。
    “先生，这本书……”
    “不能给你。”张不言把书收回来，“但你可以抄。抄多少算多少，抄完了自己琢磨，琢磨不透来问我。”
    陈文远用力地点了点头，从那天起，每天下午多了一件事——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他抄得很慢，因为很多简体字不认识，要问张不言；很多数学符号没见过，要问张不言；很多逻辑术语不理解，要问张不言。但他抄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每一个符号都画得仔仔细细。他说，这本书是宝贝，不能糟蹋了。
    一个月后，县学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不是秀才，是教谕。姓郑，叫郑明诚，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在青石县教了三十年书，桃李满天下，青石县有功名的人，大半是他的学生。他是真正的宿儒，不是孙文昭那种半吊子可比。
    郑明诚走进院子的时候，没有带随从，没有穿官服，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手里拄着一根竹杖。他站在槐树下，看着张不言，目光平静而深邃，像是在打量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
    张不言站起来，拱手行礼：“郑教谕，久仰。”
    郑明诚还了一礼，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张县丞，老朽今天来，不是来挑战的。老朽是想看看，能把县学里的秀才们难倒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不言请他坐下，让周氏泡了茶。两人在槐树下相对而坐，茶香袅袅，夕阳西下，院子里的光线变得柔和而温暖。郑明诚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放下，看着张不言。
    “张县丞，老朽教了三十年书，自认为还算尽职。但县学里的学生，一个个只会死记硬背，不会动脑子。老朽老了，想改也改不了了。你年轻，你有办法。老朽今天来，是想求你一件事。”
    “郑教谕请讲。”
    “你开的这个‘新学’，能不能让县学的学生也来听？”
    张不言愣了一下。他以为郑明诚是来兴师问罪的，没想到是来求学的。他想了想，说：“郑教谕，我教的这些东西，不是科考要考的。县学的学生来听，耽误了功名，我担不起。”
    郑明诚摆了摆手：“功名？读了书就有功名？读了书不会用，有跟没有一样。老朽教了三十年书，教出来的学生考中秀才的不少，考中举人的也有几个，但老朽问你们，你们中有谁真正为百姓做过事？一个都没有。读了圣贤书，不干圣贤事，读来何用？”
    张不言沉默了。
    “张县丞，你不一样。”郑明诚看着他，目光里有赞赏，也有期待，“你来青石县不到半年，路修了，渠挖了，流民安置了，土匪剿灭了。你做的事，比县学里那些秀才读十年书都有用。老朽希望我的学生，也能像你一样。”
    张不言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有些苦，但他没有放下。他想了很久，然后说：“郑教谕，县学的学生想来听，我不拦。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来听课可以，但不能耽误科考。该读的书还是要读，该写的文章还是要写。我教的这些东西，不是用来代替四书五经的，是用来补充的。四书五经教你们怎么做人，我教你们怎么做事。做人和做事，不矛盾。”
    郑明诚看着他，眼眶忽然红了。他站起来，整了整衣冠，然后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教了三十年书的教谕，对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行了这样的大礼。
    “张县丞，”他的声音有些发抖，“老朽替县学的学生们，谢谢你。”
    张不言赶紧站起来扶住他：“郑教谕，使不得。您这是折我的寿。”
    郑明诚直起身，笑了，笑容里有释然，也有欣慰：“折什么寿。你做的这些事，才是真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朽教了一辈子书，不如你。”
    张不言没有再说什么。他把郑明诚送到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竹杖点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笃笃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敲着什么节奏。
    他转过身，走回槐树下，坐下来。石桌上还有两碗凉茶，一碗是他的，一碗是郑明诚的。他端起自己的那碗，一饮而尽。茶凉了，苦了，但喝下去之后，舌尖上有一丝回甘。
    他拿起木炭，在木板上写下了今天的教学计划——逻辑题三道，数学题五道，自然常识一段。写完了，他放下木炭，靠在树干上，仰头看着天空。夕阳已经把天边烧成了橘红色，几颗星星在东方隐隐闪现。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在晚风中轻轻摇晃，像一幅简笔画。
    他闭上眼睛，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县学的挑战，比他预想的要好应付。不是他厉害，是那些秀才太笨——不是智商上的笨，是思维上的笨。他们被四书五经框住了，被八股文框住了，被“祖宗之法不可变”框住了。他们不知道，世界很大，问题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一种。他做的，不过是给他们开了另一扇门。门开了，进不进来，是他们的事。但他相信，总会有人进来的。陈文远进来了，郑明诚进来了，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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