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0 章好熟悉的桐城

    卧室里春色荡漾。
    刘南躺在刘东怀里，手指在他胸口上划着圈“说吧，是不是又要走了？”
    刘东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明天上午的火车，十点二十。”
    刘南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哼了一声，“我就知道你准保有事，我看见李叔叔得问问他，驴马也有休息的时候呢，这怎么我男人就得连轴转呢。”
    刘东伸手搂着她。
    “不是出任务，就是去趟皖省，看个同志的家属，慰问一下，很快就回来。”
    刘南把手抽回去，“我又没拦你，你解释什么。出任务也好，看家属慰问也好，反正你哪回不是抬腿就走。”
    “这回真不是出任务。”
    刘东正了正神色，“就是去慰问，替处里跑一趟送点东西，看看人，聊几句就回来，三四天。”
    刘南抬头看了看他，她跟刘东这么长时间，别的本事没练出来，分辨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用不着第二眼。
    她盯着刘东看了几秒，见他眼神没闪，脸色也坦荡，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落下去半截。
    “真是慰问？”
    “真是慰问。”
    “那行，明早我给你收拾两件换洗衣服。桐城那地方这个季节闷热，别穿厚了。”
    "不用收拾衣服，慰问家属我得穿军装去，正式一些，剩下的带个T恤，带个大裤头就行，三四天的事"。
    "随你"，刘南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夫妻生活虽然好，但消耗体力也是真的。
    上午九点半，刘东背着旅行包出了门。刘南没去上班，送他到门口。
    “走了。”
    “嗯。”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刘东还能听见里面传来母亲逗孩子的声音，和孩子咯咯咯的笑声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他回头看了一眼，这就是他们守护的家国吧。
    火车是慢车。
    特点就是慢，晃，逢站必停。从京城到皖省桐城，得走上一天天。刘东买的是卧铺票，靠窗，把背包搁在行李架上，躺下来就开始犯困。
    昨晚上跟刘南折腾到半夜，今早又起得早，眼皮沉得像是灌了铅。可他闭上眼躺了十来分钟，脑子里那根弦又绷起来了，怎么也睡不踏实，把旅行包拿下来枕在头下才算放下心。
    李怀安给的三千块钱分了两处放，一沓塞在衣服兜里，一沓藏在旅行包夹层里。老袁那块表和他闺女的嫁妆也在旅行包里，得小心着点。
    不是他害怕，是现在的扒手也真是厉害，偷东西的手段层出不穷，不但手疾眼快，更是发明了多种偷盗方式。
    那年代跑江湖的扒手，很多是从小练出来手上功夫，团伙配合，花样百出，专挑人多拥挤、视线混乱的时候下手，常常受害人东西没了，还浑然不觉。
    他们手上都是有真功夫的，高手手指练得极灵巧，隔着薄薄的衣服轻轻一碰，就能摸准兜里钱包的位置。
    拥挤擦肩而过一瞬，手指尖探进衣兜，捏着钱包边角轻轻抽出来，动作快得如同变戏法。
    还有的仅凭两根手指，便能悄悄挑开衣服纽扣，全程胳膊不动，只靠手腕指尖发力，旁人肉眼几乎捕捉不到动作。
    最多的是随身藏一片单面剃须刀片，夹在指缝，用报纸、手包、外套挡住旁人的视线，手腕微微一抖，“嗤”的一声轻响，衣兜、背包就被划开一道细口。
    手法极为讲究，只割衣服，绝不会伤到皮肉，钱顺着裂口就滑进掌心。夜里旅客睡着了，俗称“抠死倒”，胆子大的连贴身缝在内裤里的钱袋都敢割开取走，受害人一觉醒来，口袋破了，钱已经没了踪影。
    而且他们是团伙作案，用障眼法，分工明确。一伙人三五搭班，有人做“挡手”制造混乱。故意争吵、推搡、踩人一脚，或是假装摔倒撞在人身上，把所有人目光都吸引过去。
    就在众人看热闹的瞬间，另外一人顺势下手，得手之后立刻转手把钱包塞给同伙。就算当场被揪住，自己身上搜不出赃物，拿他毫无办法。
    车站、车门上下人最乱，叫“挤车门”。人流一窝蜂往车上涌，身体互相贴紧，借着人群冲撞掩护，在肩膀胳膊的缝隙之间掏兜。人只顾着往前挤，等找到座位，才发现裤兜已经空空如也。
    还有专盯行李架的，叫“掏心”。趁旅客打瞌睡，悄悄拨开提包拉链，只掏现金和值钱物件，包原样摆回去，不翻动大件，旅客隔很久才会发现失窃。
    手段神乎其神，防不胜防。刘东也有打盹的时候，不得不小心一点，这要是阴沟里翻了船，那可真是贻笑大方了。
    车轮碾过铁轨，咣当咣当地响，一声接一声，催得人犯困。刘东把头靠在窗户上，玻璃震得他脑门发麻，意识却反而清醒了些。
    他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和村庄，麦子金灿灿的，偶尔有几棵白杨树戳在田埂上，叶子在风里翻着白边。
    桐城。
    他嘴里嚼着这两个字，总觉得这个城市有些熟悉。可他把这些年跑过的地方捋了一遍，南边去过粤港，西边到过滇缅，东边去过沪上，北边更是跑遍了关外，唯独桐城这个地方，又熟悉又陌生。
    火车过了两个站，上来一拨人，车厢里热闹了些。刘东对面铺坐了个中年男人，夹着个公文包，上车就摊开报纸看。
    另一边几个小年轻叽叽喳喳地打牌，他正想闭眼眯一会儿，忽然听见有人唠嗑问对方的名字。
    “我姓蒋……”
    刘东耳朵一动。
    "姓蒋"。
    他猛地坐直了，把对面看报纸那个中年人吓了一跳。刘东顾不上那些，脑子里像是有人拿火柴划了一下，“哧”的一声，亮堂了。
    桐城，蒋旭。
    他想起来了，蒋旭家就是桐城的。
    当年在天南市，他跟蒋旭两个人对上人家七十，硬生生打了对方一个落花流水。后来在港岛又联手了一回，分手时蒋旭说“兄弟，来日方长”。再后来，就断了联系。
    三年了。
    刘东把身子往后一靠，看着窗外越来越快的风景，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绿皮车晃晃悠悠地往前开，车窗外的天蓝得透亮，白云一缕一缕地挂在山腰上，像是谁拿棉花随手扯的。
    他心里盘算着：先办老袁的事，办完了，找蒋旭。这小子要是知道他来桐城不打招呼，回头非得跟他急眼不可。
    三年没见，也不知道那小子混成什么样了。虽然瘸了一条腿，但以他的本事，差不了。
    火车很慢，也逛悠的很，有急事的人大都坐直快、特快，不过票价稍微贵点。可刘东偏偏就是喜欢这种吱吱呀呀的慢车。刀光剑影生死时速、风里来火里去的日子经多了，特别享受这种慢悠悠的感觉。
    这样的车开窗就能吹风，一车什么人都有：出差的干部、跑买卖的小贩、返乡的农民、放假的学生。过道里堆满了麻袋、编织袋，有人啃馒头，有人打牌闲聊，陌生人互相搭话侃大山，刘东喜欢的就是这份鲜活的人间烟火气。
    第二天上午，火车终于进了桐城。
    开始减速的时候，广播里传来乘务员懒洋洋的声音：“桐城站马上就要到了，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刘东站起身，从行李架上把包取下来，跟着人流往车门挪。窗外的站台越来越近，刷着蓝油漆的水泥柱子，顶上搭着铁皮雨棚，站台上人不多，主要是火车还有两站就到终点了，
    刘东下了车，站在站台上伸了个懒腰。即使是坐卧铺也累得腰酸腿疼，活动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桐城属于南方，空气里有一股湿漉漉的潮气，混着青草的味道，跟干燥的北方完全两码事。
    这里原来是座县城，刚升格为县级市不久，但城市的面貌依旧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因为从县变市而所改变。
    火车站不大，二层楼，米黄色的贴面砖，上面是车站的办公室，下面是售票处和候车室。
    站前是一片没完全硬化的空场，地上散落着瓜子壳、烟头，广播喇叭带着沙沙的杂音，一遍遍播报到站信息。
    出站口人挤人，挑担子的、拎帆布大包的旅客涌出来，空气里混着煤烟、汗味和本地烟火气。
    站外马路边，一溜候客的人力三轮车排着队，车夫大多穿薄布褂，脖子搭一条擦汗毛巾，看见出站的旅客便凑上来招揽生意。桐城出租车价格贵，坐的人不多。来往市区内，全靠这种脚踏黄包车。
    刘东拎着简单的旅行包走出站台，目光飞快扫过四周，不动声色把周围的环境记在心里。入乡随俗，抬手唤住靠前的一辆三轮车。
    “师傅，文昌街道。”
    "好嘞，三块钱。"
    车夫麻利地掀开褪了色的蓝帆布车棚，放下脚踏板。刘东弯腰坐进车厢，帆布棚子半遮视线。
    车夫蹬起车子，车轮咯吱转动，三轮车拐上柏油马路，穿过路边零零散散的小摊，朝着老县城的方向驶去。
    风卷着路边桐树的叶子吹过来，远处已经看得见老城成片灰黑色的徽派瓦顶。
    车子颠簸驶过窄窄的街道，过了乌石岗就到了文昌街道，几栋三四层楼房夹在大片灰瓦老屋中间。
    刘东按着地址摸到添家弄，麻石路面被岁月磨得发亮，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徽派院墙。
    文昌街道添家弄17号，黑漆木门半掩，院里飘出栀子花淡淡的香气，巷子深处传来老式收音机咿咿呀呀的黄梅戏。
    "咚咚咚"，虽然门半掩着，刘东还是敲了敲。
    “谁呀？门没关，进来吧。”
    院子里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慢悠悠的，带着点本地口音。
    刘东推门进去。
    小院不大，一方天井拢着光，地上铺着青石板，缝隙里钻出几簇茸茸的绿苔。
    迎面是一架葡萄藤，藤叶密密匝匝地攀在竹架上，漏下碎金似的阳光，在地上晃晃悠悠地动。
    墙根一排陶盆，种着栀子、月季，还有一盆茉莉，花开的正盛，红白花瓣坠在绿叶间，香得沉静。
    靠东墙搭了个简易的棚子，底下是一口水缸，缸沿上搁着个葫芦瓢。屋檐下挂着两串红辣椒，风一吹轻轻晃荡。正屋的门敞着，里头光线暗，隐约看得见八仙桌和几把竹椅。
    一个老太太正拿着喷壶浇花，背微微佝偻，听见脚步声，她转过身来，手里的喷壶还在淅淅沥沥地滴水。
    “大娘，这里是添家弄17号，袁海生的家吧？”
    老太太把喷壶往地上一搁，疑惑地问：“你是找袁海生的啊？”
    "是的，我是他的战友，出差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刘东一身军装，少校肩牌扛着，利落的十分惹眼。
    老太太一听“战友”两个字，眼神一亮，有些激动地说，“海生……是我女婿。”
    “进来坐，进来坐，别站着。”
    她侧身往院里让，“小伙子你叫啥？跟海生是一个部队的？”
    “大娘，我姓刘。跟海生是战友，好些年的交情了。”
    "海生怎么没回来，这一晃出去六七年了，连信都很少写了，你们队伍上就那么忙？"
    老太太引着刘东到葡萄架下的竹椅上坐下，自己却不肯坐，站在那儿，手扶着藤架的木柱子，话匣子就这么慢慢打开了。
    "大娘，海生现在是领导，管着好几百人呢，对面就是印度人的队伍，经常要搞战备，他要是走了放心不下啊"，刘东只能违心地撒着谎。
    “海生是当兵的，守着国家，这个我懂，我老头子当年也是当过兵的，我明白。”老太太抬起手比划了一下，又无力地放下，“可你说，家里这摊子事儿，全压在丽丽一个人身上，实在是太难了。”
    老太太絮絮叨叨地说着，眼圈红了一回又一回，可到底没让泪掉下来。她拿手背按了按眼角，又回过神似的，看着刘东问：“小伙子你打哪来啊，这一路来坐了多久的火车？饿不饿？我去给你倒口水。”
    “大娘，您别忙。”
    刘东站起身，心里头沉得像压了块石头，“我这次来是路过，正好海生有东西要送到家里。他在部队表现很好，领导们一直记着你们，那个李丽同志和孩子呢？”
    “哎哟，你瞧我这记性！”老太太一拍大腿，回过神来，“她们去街上的饭店了，就是那个迎宾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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